今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回望四十载风雨征程，一代代未检人坚守初心、履职担当，绘就了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法治长卷。在第七届新时代检察宣传周，我们邀请卡提诺论坛 的老、中、青三代未检检察官，结合亲身经历畅谈体会、分享感悟，共同回顾未检事业的发展历程，总结实践成果，凝聚综合履职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
今天，让我们走近巴南区检察院检察一部唐佩玉，听一听她的护“未”故事。
有人说，未检检察官有两副面孔：在法庭上，是寸步不让的公诉人；离开法庭，是东奔西走的“大家长”——跑学校、找社工、约心理医生、联系民政部门……这些看似琐碎的奔走，往往决定着案件能否真正“办好”。
五年前，我从刑检部门转到未成年人检察岗位。起初以为只是案件类型的变化，真正干起来才发现，这是一场从“办案思维”到“守护思维”的彻底转身。办理普通刑事案件，追求的是“案结事了”；而办理未检案件，“案结”之后的路，往往更长。
破题
刚接触未检工作时，我遇到的最大困扰是：性侵案件证据往往“一对一”，嫌疑人拒不认罪，孩子陈述又容易受到询问方式的影响，导致不少案件因证据不足而存疑不起诉。
过去，侦查机关习惯性地围绕嫌疑人供述构建证据体系,但我们面对的是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被害人，他们的陈述方式和记忆特点与成年人截然不同。沿用传统办案模式，就等于在孩子受伤的证据链上先开了一个口子。
2019年，我着手起草了《关于提前介入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工作实施意见（试行）》。这份文件的核心理念只有一个：把证明的重心，从“嫌疑人怎么说”转移到“孩子说了什么、为什么可信”上来。
我列出了详细的证据清单，明确了书证、物证、现场勘验笔录的收集标准，更重要的是，设置了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笔录的“必问事项”——比如，孩子是否能够描述案发环境中的细节特征？陈述中是否存在与年龄认知不符的“背台词”现象？这些细节，往往是判断陈述真实性的关键。
实践效果明显：辖区性侵案件存疑不起诉比例较之前明显下降。每一个百分点的变化背后，都是更多孩子的陈述被采信、更多侵害者被依法追责。
但真正的硬仗，在后面。
那是一起发回重审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嫌疑人谭某某从始至终“零口供”，被害人在重审阶段翻证，部分关键证据出现异常。我翻开卷宗，越看越不安——如果按照现有证据，这个案子很可能翻盘。
说实话，压力很大。发回重审的案件，本身就意味着此前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存在争议。我要做的，不是在原有材料上修修补补，而是几乎要推翻重来。
我没有被困在卷宗里。用了几个月时间，我自行补充侦查了57份材料，跑医院调取病历、找证人反复核实、请技术部门做鉴定、梳理嫌疑人与被害人家庭之间的经济往来……最终，我构建起一条“法医学+社会关系+心理动因+技术鉴定+经济往来”的五维证据链。
当法庭作出有罪判决的那一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更加确信：未检案件的“高质效”，不是等来的，是靠脚板跑出来、靠细节啃出来的。如果当时我选择“稳一稳”“等一等”，这个孩子可能永远等不到公道。
延伸
一个案子办完，如果只留下一本卷宗，那是最小的收获；如果能留下一套机制，才是真正的价值。
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我发现很多侵害并非孤立发生。比如，有酒店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接纳未成年人单独入住后发生性侵；有培训机构招录人员时不核查性侵违法犯罪记录……
这些问题，单靠一个案件、一个罪名，治不了根。为此，我撰写了《涉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履职线索调查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并推动与区公安分局会签。这个机制要求：办理每一起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都要同步审查是否存在民事侵权、行政违法、公益诉讼等线索，做到“一案多查”。
通过这一机制，我和同事们发现了多条综合履职线索。其中让我最受触动的，是一起支持未成年被害人起诉酒店的案件。
一名未成年人在酒店遭受侵害。酒店未尽到入住人员核实与登记义务。按照过去的做法，刑事案件判完就结束了。但我在想：酒店的违法经营行为，难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吗？
我决定试一试。支持被害人提起侵权之诉，这在全市没有先例。法院会不会受理？诉求能不能得到支持？说实话，我心里没底。但我告诉自己：如果连试都不试，那这个女孩失去的不仅是一次赔偿，更是一份“规则应该保护我”的信念。
最终，法院判决酒店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拿到判决书那天，女孩的母亲拉着我的手哭了。她说：“唐检察官，我们以前觉得，这种事只能认命。”我告诉她：不认命，法律不答应。
与此同时，针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泄露、密室逃脱等新型业态监管盲区，我开发了一系列法治课程，先后获得全市检察机关“莎姐讲法”精品法治微课“优秀课程”、重庆市第九届中小学法治教育精品课竞赛二等奖。在我看来，做实做优未检工作，既要“事后灭火”，更要“事前防火”。
蜕变
对于涉罪未成年人，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只是走岔了路，需要有人拉一把。
五年来，我对20余名未成年人适用了附条件不起诉，为他们量身定制帮教计划。巴南区首例附条件不起诉联合观护基地案件，至今让我印象深刻。
未成年人陈某某，因一时糊涂参与盗窃。他的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家庭教育严重缺位。我第一次和他谈话时，他满不在乎地说：“反正我爸妈也不管我，你们爱怎么判怎么判。”
那句话，听着刺耳，但更让人心疼。他不是坏，是觉得没人要他。
我决定把他送入企业观护基地。那里有规范的工作环境、负责的带教师傅，还有定期的法治教育和心理辅导。同时，我向他的父母发出了《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通知书》。他爸爸接到通知时很不耐烦：“我在外面打工，哪有时间？”我告诉他：你再不回来，你儿子就真的回不来了。
考察期满，陈某某不仅顺利通过，还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2022年重庆山火期间，他主动报名参加灭火志愿服务。
后来，他在回访时跟我说：“唐检察官，我以前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我。现在我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没有被抛弃。”
那句话，我一直记着。一个曾经觉得自己“没人要”的孩子，现在想去“要别人”。这就是我做未检的意义。
更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的帮教对象中，陆续有人选择加入志愿者队伍，去帮助那些和他们有相似经历的“问题少年”。从“被帮教者”到“助人者”，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
守望
五年来，我常常被问到：未检工作这么琐碎，又很难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你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想起从一位同行那里听到的话：“只要对孩子有利，再难也要做。”
说“不难”是假的。未检工作常常要面对“三无”局面：没有先例可循，就自己摸索着走；没有现成资源，就一家一家单位去敲门；没有立竿见影的成效，就耐着性子等——等一个孩子开口说话，等一个家庭慢慢修复，等一个少年从泥潭里爬出来。
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花这么多精力在一个案子上，值得吗？
但每当看到杜某某发来校园生活的照片，听到陈某某说“我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没有被人抛弃”，我就知道：值得，每一个孩子都值得。
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办案人”，你会在意效率、在意结案率、在意省不省事。但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守护者”，你会在意的是：这个孩子十年后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从刑检到未检，从“办理案件”到“守护成长”，我还在路上。四十年未检事业薪火赓续，“莎姐”品牌从一句温暖的称呼，长成了集司法办案、心理救助、精准帮教、法治宣传于一体的工作体系。我有幸成为其中一颗小小的螺丝钉，用每一个案件、每一次帮扶、每一份文书，去践行那句话：护“未”前行，永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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