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刘芳到村小为孩子们讲法治课。

2022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联合施行《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规定》，“实职化”成为核心要求。面对偏远乡镇学校法治资源匮乏、留守儿童占比高、自护能力弱、家长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荣昌区检察院迅速调整思路，将法治副校长力量向偏远乡镇倾斜。

“法治课不能只当‘一阵风’，得变成‘长明灯’。”该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负责人刘芳主动请缨去了全区最偏远的乡镇小学。

她提前翻阅该校近三年学生档案，梳理留守儿童名单，了解当地多发侵害类型——该乡镇外出务工人员比例超过70%，很多孩子常年见不到父母，监护人多为年迈祖辈，法治意识和自护能力严重不足。刘芳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编创童话故事将预防性侵害知识揉入情节，结合情景模拟教孩子们辨别欺凌、拒绝不合理要求，孩子们听得入神。

但刘芳深知，一堂课固然重要，真正能保护孩子的是能运转的机制。每次进校园，她必留半小时给全校教职工，反复强调强制报告制度：“发现学生情绪异常、遭遇欺凌、受到不法侵害，即便家长觉得只是小事、不愿深究，学校也要依规报告。”性侵需要报告，欺凌同样需要——前者关乎身体底线，后者关乎心灵存亡。

一周后，校长的电话来了。

六年级女生小欢（化名）最近总是闷闷不乐、上课走神、偷偷抹泪。班主任多次询问，她才说班上几个同学经常找她要零花钱，稍有不顺就推搡她、起侮辱性外号。校长约谈双方家长，施暴方家长提出赔偿几百元“私了”；小欢父亲从外地赶回，觉得是同学间的小摩擦，便同意“私了”，还劝学校“不必麻烦了”。校长没有顺着家长的意思，而是拨通了刘芳的电话。

刘芳第一时间赶到学校，先给双方家长上了一堂法治课——从校园欺凌的法律界定，到长期欺凌对受害方造成的心理创伤，再到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家庭、学校保护职责的规定。施暴方家长意识到问题比“赔几百块钱”严重得多；小欢父亲也明白自己差点耽误了女儿。在刘芳指导下，学校对欺凌者依规处理，公安机关对情节严重者予以训诫。

事后，小欢父亲感叹：“原来不是孩子娇气，是我们大人不懂法。”

案件处理了，但小欢因长期被欺凌留下了心理阴影，对上学充满恐惧。刘芳联系专业心理咨询师上门疏导，直到小欢重新露出笑容、主动说出“我想回学校了”。如今，强制报告制度已在荣昌偏远乡镇深深扎根，成为守护孩子的第一道防线。

检察官结合典型案例在培训会上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内涵及要求进行阐述和解释。

2024年，检察官邓书丹办理一起学生故意伤害案。作为涉案学校法治副校长，她翻看该校近三年学生违纪违法及受侵害情况记录，发现既有受侵害案件，欺凌、故意损坏公物、抽烟逃课等违规行为像野草一样反复冒头。她意识到，仅靠个案无法根治，必须深挖校园内外隐患。

多次蹲点、走访周边商户与社区，她摸清症结：校内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校外不到50米有两家商铺公然向学生售卖烟酒，还有社会闲散人员在校门口聚集。多重隐患叠加，成为诱发学生违法犯罪的重要温床。

邓书丹依法向学校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完善出入登记、增配安保力量、加强宿舍管理。但校园周边的事学校管不了——她决定往前走一步，联合能管的力量。此前她和同事已收集多条公益诉讼线索，经调查核实，部分学校周边商户违规售卖烟酒、销售不合格学习用具、虚假有奖销售等。她以此为突破口，推动全区系统治理。

随后，区检察院牵头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区烟草专卖局建立校园周边违规经营整治工作协作配合机制，同步对接区公安局深化校园周边治安联防联控。一场覆盖全区的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全面展开。

“以前接孩子放学总担心学坏，现在校门口干干净净。”家长王女士的感慨，道出了法治副校长履职模式的深刻转变——从讲台上的“普法者”变成校园内外治理的“推动者”。

从制发一份检察建议到推动一次全区整治，从解决一所学校的问题到规范一个行业的秩序，工作半径不断延伸。这正是荣昌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官一直想做的事：把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为孩子们撑起更安全的成长天空。

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工作联席会议现场。

2025年，荣昌区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但检察官没有停步，因为校园法治建设仍有短板：重事后处置轻前端预防、分级干预与个性化帮教缺失、教师危机识别与处置能力不足……

“不能总等出了事再救。我们要主动发现‘隐秘的角落’！”2026年2月，荣昌区检察院联合区教委建立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协作机制，推动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精准化。

机制亮出两大“核心招”：学区对接全覆盖——以学区为基本单元，为每个学区选派法治副校长担任对接联系人，统筹解决学区内共性问题；重点学校精耕细作——每年动态确定重点学校，选派骨干专人驻点，严格落实“建立一个常态联系机制、开展一系列精准靶向法治教育、完成一次全面校园法治体检、组织一轮关键群体培训、参与一项重点问题专项治理”的“五个一”要求，靶向攻坚。

小强正是这项机制的受益者。他所在的中学因近三年涉未成年人案件较多，被列为重点履职学校。法治副校长赵磊在校园法治体检中锁定了他这个“刺头”。深入了解后，典型的留守少年困境浮现：父母常年在外务工，监护“悬空”；奶奶年迈无力，教育“断层”；成绩落后的他成了“隐形人”，靠叛逆宣泄情绪，陷入恶性循环。

赵磊没有急着“管教”，而是开出“三维处方”：推荐他加入学校篮球队，在挥洒汗水中找回价值、重塑自信；定期联系其父母，严肃督导监护职责；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介入，修复疏离的亲子关系。如今小强彻底改掉不良习惯，成绩稳步提升，便有了文章开头那声报喜。

4年砥砺前行，荣昌区检察院完成了从“事后灭火”到“事前防火”、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从“基层实践”到“制度规范”的蝶变。

法治副校长们成为桥梁，将分散的力量汇聚成守护的洪流，构建起全方位、全链条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矩阵。数字掷地有声：180余场次宣讲实现辖区师生家长全域覆盖；147处安全隐患被掐灭在萌芽，390条检察意见推动校园制度完善升级；为被害学生提供司法救助、心理疏导等多元综合救助253人次；办理涉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34件，其中3件属全市首例；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9项，聚焦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16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屏障愈发坚实，成长环境持续向好。

“法治副校长实职化，不是简单的身份转变，而是责任的深化、履职的升级。”荣昌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朱玉萍说：“下一步，我们将致力于推动法治副校长工作从‘有效覆盖’向‘优质覆盖’迈进，让法治副校长的脚步走得更深、更稳、更远。”

窗外阳光正好，照在小强摊开的课本上，也洒在荣昌区每一所校园里。这束光，从三尺讲台出发，穿过一条条建议、一程程救助、一次次守护、一项项机制，正温柔而坚定地照亮更多孩子向阳而生的成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