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8日，《检察日报》第8版。

感悟正义的底色

庞伟华

剧集开篇，高二学生薛春燕遇害，犯罪嫌疑人杜晓辉在证据链存在瑕疵的情况下被快速定罪，最终被执行死刑。少年陈一众目睹了“疑罪从无”原则在现实中的缺席，从而选择就读法律专业，走上法律道路。从检察史的角度审视，这一情节有着深刻的制度背景。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1978年宪法，重新设立人民检察院，这成为新中国检察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明确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并规定了检察机关的设置、任务、职权以及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等。这一规定，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职提供了根本保障，也让剧中陈一众对薛春燕被害一案草率定案的不甘，有了制度上的回响。

剧中最具思辨性的冲突，莫过于邱阿桂杀夫案。邱阿桂不到17岁就被父母许给丈夫换取彩礼，婚后长期遭受家暴。案发当晚，丈夫赌输了钱，要把14岁的亲生女儿抵给牌友，邱阿桂为保护女儿清白，趁丈夫熟睡连砍数十刀，致其死亡。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法定职责，规定凡是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同时规定，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但当法定的“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遭遇“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社会舆论时，检察机关如何在审查起诉环节坚守证据底线、独立作出判断、客观公正处理？邱阿桂案中，家暴情况真实存在、保护女儿动机确凿，按法律规定，存在轻判空间，但杀人犯罪事实清楚，当地群众“杀夫就该偿命”的朴素认知，让检察机关面临“依法从宽处理”与“让老百姓信服”之间的艰难抉择。

法者，天下之准绳也。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判决时都认为自己作出了最公道的选择，但碍于每个人的思想观念、法治意识、生活环境各不相同，评判标准在主观上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约束、维护所有人的准绳，这就是“法律”。而检察机关，正是这道准绳的守护者之一。

剧中律师李乡为被以强奸罪起诉面临死刑的乔至良作无罪辩护，当庭拿出证据证明实为通奸。南余县领导坚持定强奸而非通奸，若定通奸，无法平息民愤。那句“当法律没有办法脱离社会现实的时候，该怎么办”，恰恰是对每一位检察人的终极拷问——是选择向“治理便利”妥协，还是坚守公平正义？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机关的存在，就是为了最大限度防止错案，如果监督权在高压下失声，公平正义便无从谈起。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意味着检察人员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的每一个环节，都承担着防止错案的职责——不因“形势”倾斜，不因“民意”动摇，不因“便利”让步。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写进法条的使命。

《重器》没有回避法治建设初期的阵痛，客观展现了法治走向进步的过程。通过邱阿桂杀夫案、乔至良强奸案等案例，揭示了“疑罪从无”原则确立的艰难，以及程序正义、证据裁判原则在实践中的博弈。从1979年“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原则的提出，到2014年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证据裁判原则的全面落地，再到2018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入法，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工作经历了从“程序把关”到“实质审查”、从单向追诉到宽严相济的深刻转变。每一次立法修订、每一次司法改革，都是对过往司法实践中暴露问题的回应，都是法律在实践中的自我完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作为新时代的检察人，回望那段“摸着石头过河”的岁月，我们更能理解今日司法文明的来之不易。因此，我们必须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立场，既做犯罪的追诉者，又做无辜的保护者、正义的捍卫者，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